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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级病毒Stuxnet入侵伊朗多企业电脑,意欲瞄准核电站

       新闻来源:科技日报

        据英国《每日邮报》9月25日(北京时间)报道,日前,世界上首个网络“超级武器”,一种名为Stuxnet的计算机病毒已经感染了全球超过45000个网络,伊朗遭到的攻击最为严重,60%的个人电脑感染了这种病毒。计算机安防专家认为,该病毒是有史以来最高端的“蠕虫”病毒,其目的可能是要攻击伊朗的布什尔核电站。布什尔核电站目前正在装备核燃料,按照计划,它本应在今年8月开始运行。

       “蠕虫”是一种典型的计算机病毒,它能自我复制,并将副本通过网络传输,任何一台个人电脑只要和染毒电脑相连,就会被感染。这种Stuxnet病毒于今年6月首次被检测出来,是第一个专门攻击真实世界中基础设施的“蠕虫”病毒,比如发电站和水厂。目前互联网安全专家对此表示担心。

       一些专家认为,Stuxnet病毒是专门设计来攻击伊朗重要工业设施的,包括上个月竣工的布什尔核电站。它在入侵一台个人电脑后,会寻找广泛用于控制工业系统如工厂、发电站自动运行的一种西门子软件。它通过对软件重新编程实施攻击,给机器编一个新程序,或输入潜伏极大风险的指令。专家指出,病毒能控制关键过程并开启一连串执行程序,最终导致整个系统自我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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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7月15日起将取消钢材玉米淀粉等406种商品出口退税

        2010.6.22日,财政部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发布公告,自7月15日起将取消包括钢材、银粉、酒精、玉米淀粉等涵盖406种商品的出口退税。具体执行时间,以“出口货物报关单(出口退税专用)”海关注明的出口日期为准。

       出口退税主要是通过退还出口货物的国内已纳税款来平衡国内产品的税收负担,使本国产品以不含税成本进入国际市场,与国外产品在同等条件下进行竞争,从而增强竞争能力,扩大出口创汇。

       中国上一次对出口退税率进行调整是2009年6月,当时为了应对金融危机对出口带来的严重挑战,中国对部分商品实行最高达17%出口退税率,对应产品涉及优势产品、劳动密集型产品、高技术含量产品和深加工产品共计2600多个10位税号商品,据预计可增加退税资金达252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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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杀毒假乱横生,民众被逼心理扭曲

  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篇文章,对当前社会现象进入了一番深入的剖析。
  个人以为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已经集中上升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高度–“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如果天朝Gov仍然熟视无睹的话,社会动荡必将更趋加重,注定将有更多的暴力、血腥事件将见诸报端。

  =======================正文开始=======================


中国社会现状浮世绘


孩子们永远都是无辜的

最单纯宁静的地方,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

  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屠刀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钱,曼妙女郎扬言非宝马男不嫁;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亲兄妹可以反目成仇争夺财产大闹公堂……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往事,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严重畸形化。杀人者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史,上访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会失败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为未来担惊受怕……

  我们大家,看来都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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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论坛因涉嫌地图泄密被查处

        月光论坛,由龙威廉即月光博客博主William Long建立的一个地图分享类的交流论坛。
        2010年5月17日CCAV-1晚间的《焦点访谈》播出了一期关于警惕互联网地图泄密的节目,节目开始就是月光论坛因群众举报,负责人William Long(小龙)被深圳市规划土地监察支队带去”接受调查”。调查的最终结果是认定月光论坛是一个”军事爱好者经常光顾的网络社区”,并涉嫌”地图泄密”;最终让William”依法”接受了执法部门的行政处罚,并责令对论坛进行整改。
        新华网的文字报道:http://news.xinhuanet.com/tech/2010-05/18/content_13511998.htm
        CCAV的《焦点访谈》节目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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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中国大事记

      本文来源于月光博客,经秋天配图后呈现给大家。
  风云变幻的2009年即将过去,2010年的钟声就要敲响。在这一年中,发生很多重要的大事,丝毫不逊于2008年,多事的2009,光怪陆离的2009,非夷所思的2009,让我们共同回顾一下2009这个不平凡的一年吧。

  2月8日躲猫猫事件

躲猫猫事件

  2月8日下午,云南省晋宁县看守所里时,因盗伐森林被拘押的24岁男子李乔明受伤,四天后在医院死亡,死因是“重度颅脑损伤”。对于死因,晋宁县公安机关给出的答案是,当天李乔明受伤,是由于其与同监室的狱友在看守所天井里玩“躲猫猫”游戏时,遭到狱友踢打并不小心撞到墙壁而导致。随即,这条新闻迅速窜红网络,在网络上引发热议,“躲猫猫”一词被网友们评为年度最新网络雷词。

  2月9日央视大火

这场火让CCAV感觉到了压力

  2月9日是中国传统节日元宵节,晚21时许,当许多人还在围着电视欣赏央视元宵节晚会时,央视新大楼北配楼却突发大火。央视新址大楼配楼浓烟滚滚,火星四溅,大火在燃烧近6个小时后被扑灭,一名消防员因救火受伤,抢救无效死亡,后经调查发现火灾是因央视有关人员不听治安民警劝阻,执意违法燃放烟花造成。

  3月19日重庆哨兵被枪杀

重庆哨兵被枪杀

  3月19日19时42分,位于重庆市高新区石桥铺的某驻渝部队营房哨兵遭歹徒持枪袭击,哨兵经抢救无效身亡,歹徒抢走自动步枪一支。

  4月25日甲型H1N1流感爆发

H1N1甲流爆发

  4月25日墨西哥爆发甲型H1N1型流感,之后流感就在全球范围内蔓延,6月份,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甲型H1N1流感进入全球流行阶段。

  5月7日杭州飙车案

这就是富二代

  5月7日晚八时许,某公司的工程师谭卓在浙江省杭州市文二西路被富家子胡斌所驾驶的改装三菱车撞飞后不治身亡。有目击者声称,谭卓被撞出大约5米高后再重重摔在20以外的地方。5月8日,杭州交警召开新闻发布会,称?案发时肇事车辆速度为70码?,由此引发轩然大波,?70码?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

  5月10日邓玉娇案

中国烈女,当之无愧

  5月10日,湖北巴东野三关镇政府3名工作人员涉嫌对宾馆服务员邓玉娇进行骚扰挑衅,邓玉娇用刀刺向两人,致一人死亡。巴东警方以邓玉娇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其立案,最终,此案最后以判邓玉娇“有罪免处”而告一段落。

  6月5成都公交大火

成都公交起火

  6月5日8时25分许,成都北三环附近一辆9路公交车发生燃烧,27人遇难72人受伤。历经近1个月,警方查明,此案是一起特大故意放火刑事案件。

  6月9日预装过滤软件

孩子们只是缺少父母的爱而已

  6月9日,工业与信息化部要求,在中国内地生产销售的计算机出厂前将预装一款绿色上网过滤软件,帮助用户拦截色情内容、过滤不良网站。此举引发网友担心隐私被泄露,捧场者寥寥。最终,工信部表示一些厂商根据实际情况可推迟安装过滤软件。

  7月5日新疆七五事件

一群没有人性的暴徒

  7月5日晚,乌鲁木齐市发生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事件中,伤亡者接近两千。

  10月14日上海钓鱼执法事件

如果不断指,会有人注意吗?

  10月14日晚,本是好心搭载路人,却被认定非法营运,遭遇?钓鱼式执法?的18岁司机孙中界愤而断指自证清白。后经?联合调查组?的调查报告和浦东区政府关于此事件的处理意见,认为有关部门在执法过程中使用了不正当取证手段,为此向社会公众作出公开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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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记者违规拍摄国庆彩排被打,中国外交部表示遗憾

       据法新社报道,日本共同社3名在北京采访国庆阅兵彩排的记者,被自称中国当局的人闯入酒店房间殴打和破坏电脑。共同社表示,3名记者当时在临近长安街的北京饭店房间内,但一批自称代表中国当局的人员闯入房间,责骂并殴打他们。共同社指出,遇袭的3名记者包括摄影记者,但没有提及他们的国籍,也没有说明袭击他们的人属哪个单位。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姜瑜9月22日在例行记者会上说,对日本记者被打事件表示“遗憾”,但中方此前曾向各国媒体打过招呼,禁止对中国国庆彩排活动进行拍摄和报道。她还表示,在举行重大活动期间根据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是国际通行的做法。

  姜瑜是在回答日本共同社记者提问时作出上述回应的。共同社记者说,上周五该社有两名记者在酒店报道中国国庆活动演练时被打。打他们的人虽然穿着便衣,但他们的挂牌显示他们是参加演练的人员。他们身后还有穿着制服的警察。共同社记者就此询问中方如何保护记者的权益。

  姜瑜表示,在举行重大活动期间根据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无可置疑。另外,中方在此之前也跟各国媒体打了招呼,希望不要对国庆彩排活动进行拍摄和报道。她说:“绝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了理解和配合,中方对此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共同社没有理会我们的提醒。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对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感到遗憾。”

  姜瑜还表示,中方理解各国媒体希望更多地报道中国国庆60周年的有关活动,一直努力协调有关方面,为各国媒体采访国庆活动提供便利。

  有关问答:

  问:上周五我们共同社有两名记者在酒店报道国庆活动演练时被打。打他们的人虽然穿着便衣,但他们的挂牌显示他们是参加演练的人员。他们身后还有穿着制服的警察。中方如何保护记者的权益?另外,我们社并没有接到不能报道此次国庆演练的通知,看来这与其他外国媒体得到的通知不太一样。本周六又将进行国庆演练,在报道方面有什么具体规定?

  答:我们理解各国媒体希望更多地报道国庆60周年的有关活动,一直努力协调有关方面,为各国媒体采访国庆活动提供便利。

  在举行重大活动期间根据需要采取一些临时措施是国际通行的做法,无可置疑。我们之前也跟各国媒体打了招呼,希望大家不要对国庆彩排活动进行拍摄和报道。绝大多数媒体对此给予了理解和配合,我们对此表示感谢。但遗憾的是,共同社没有理会我们的提醒。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对发生这种不愉快的事情感到遗憾。我们希望与各国媒体共同努力,做好六十周年国庆有关活动的采访和报道工作。

  问:那些打人者会被处理吗?

  答:我们已经把共同社记者的关切转达给了北京市有关方面。我没有接到这一事件有关情况的通报,无法对当时发生的事情作出判断。刚才我已经清楚地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共同社记者之前已接到我们的通知,我们的通知很清楚,我们指的是所有的国庆演练活动。另外,我也听说,在记者下塌的北京饭店,饭店方面在阳台已经贴了提示,提示是这样写的:不得拆撕封条,演练活动期间不得进入阳台拍摄。但是共同社的记者私自将封条拆开,拧断铁丝,进入阳台进行拍摄。我希望各位记者在平时的采访中注意遵守中方的各项规定,遇到情况与警方耐心沟通,如果需要可及时和我们联系,我们一定会为大家提供帮助。

      虽然不太赞成武力殴打日本记者的行为,但他们的行为的确过分,私拆封条、拧断铁丝,公然不顾我外交部公告及酒店提示,也是让他们该长长记性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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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称八成地震捐款转入政府财政账户

      这样的文章也许有违民意,也许会让人感到不满,但在08年有那么多人慷慨捐款,我想大家有权利也有必要了解到一些事实的真相。
      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
”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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