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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山韩村河镇遇难者尸体打捞全程 完整版视频

房山韩村河镇遇难者尸体打捞全程,这个新闻是在网易邮箱的新闻推荐里看到的,原本只有图

评论中很多人怀疑怎么会有脱掉裤子的警察,看了这个视频你就全明白了。

完整视频已经不好找,很多地方的都被删掉了,土豆里还有,如果也被删了请留言我把下载到本地的传上来。

“叫他,喊,打电话,报警,打119,(摇摇头)没人管,没有人管。我是第二天早晨……下里面找我大哥,在石头堆里面见坑就挖……然后被石头给割伤了……我哥在下面呢!(哭)他还在等着我救他呢!……谁TMD管我们啊?!(痛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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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基因食品的危害–事关你我&下一代,事关民族兴衰

早上看重播的CCAV-2《经济半小时》,里面提到吉林省作为玉米主产区之一,现在种植所用的玉米种子越来越多的开始采用美国种子,目前已经达到了40%以上,而国内的种子产品市场比例正在迅速萎缩。

这立马让我想到了转基因食品,最近几年转基因食品在中国呈现愈演愈烈之势,下面秋天转载一篇这方面的文章,比较全面的介绍的转基因食品的影响和危害。

原文出处:http://km2000.us/mywritings/gmo.html

什么是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就是把A生物(比如:昆虫、动物、细菌)的一部分基因转移到B生物(比如:蔬菜、水果、粮食)中去,改变B生物的自然特性,达到人的要求。转基因食品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

例如,科学家认为北极鱼体内某个基因有防冻作用,就把它抽出来,植入西红柿里,制造出耐寒西红柿,就是一种“转基因食品”。

例如,把细菌中的有毒基因植入水稻中,水稻就能产生抗虫毒素,杀死水稻害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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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外真的喜欢中国女人吗?(新东方校长俞敏洪夫人写)

        文章开始之前插播一条短讯:Google PR在历经几个月的安静后从1月20日开始陆续更新,关注的站长请检查。秋天博客PR保持不变:4.

       友情提醒:如果您是女士,文章中某些内容可能会令您在感情上略感不适。

       原文出处:犯贱志,原文标题:《中国女人,请不要和老外上床》,考虑到女同胞的感受做了修改,内容保持不变。

       引子:据说在日本,*工作者是不为中国人提供Special Service的。

       =====================我是爱国的分割线,正文开始=====================

       如果你问一个老外,你为什么来中国?
       他多半会回答说,因为喜欢中国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壮丽的山河、高速的发展、巨大的变化。

       但是我告诉你,除了极少数由政府、公司派驻,通常拖家带口的老外之外,绝大部分与以下两个因素有关:
       第一,在家混得不怎么样或者根本混不下去;
       第二,找中国女人。

       一天中午,我和朋友、一位法国小姐到外面吃饭回来,快到单位门口,远远看到对面来了一个收垃圾的老头,手上推着一个小推车。这时,法国小姐捅了捅我,”你看见了吗?””看见了什么?”我很奇怪。”就在你前面。”我这才发现,对面这老头是个老外,佝着背,仅有的几个头发又长又 脏又乱,难怪让有点近视的我一开始误以为是收垃圾的。他手上那个小推车推的可不是废品,而是一个混血小孩。他身旁跟着一个中国姑娘,一个年轻、漂亮、高挑的中国姑娘。

       法国小姐笑起来了:”你们中国女人到底是为什么?”法国小姐之所以笑,是因为我们刚刚吃饭的时候,恰好在谈这个问题。其实,我早就见过、听说过这类外国男人和中国女人的故事,以前也从来没有往心里去,但是眼前的这一对对比实在太强烈–如花似玉的中国姑娘和一个又老、又丑、又脏、又矮、又秃、又干瘪的外国男人,还有他们在小推车的婴儿。

       另外一边,法国小姐笑弯了腰(我不知道她为什么笑成那样)。那一刻,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自尊受到了深深地伤害。

       几天后,我做了三个决定:第一,我将我所知道的某些外国男人丑陋的真相告诉大家。第二,我要因此发动中国人起来阻止中国女人围着外国男人转。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决定暂时中断我的正常的工作,全心投入一项还从未有人做过的研究,那就是,研究外国女人眼中的中国男人形象,从而可以最终帮助中国男人追求外国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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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历门-唐骏“西太平大学”博士文凭之真伪

        唐骏其人,“打工皇帝”的名号自不必说,加上他的一贯高调,知道的人就更多了,这里秋天不再赘述。

       最近科普作家、学术打假人方舟子揭露唐骏的学历多有造假嫌疑,并提出了证据;唐骏立马出面反驳,试图为自己澄清事实。这就是近来网上热传的“学历门”事件。

       且看方舟子先生7.7的一篇博文“唐骏当着全国人民的面说假话”(原文地址)。

====================华丽丽的分割线,博文开始====================

       自从唐骏在美国的履历被我质疑以来,唐骏一直采取的是“懒得理睬”的态度。昨天突然先后在中国之声电台和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接受电话连线,为自己的履历辩护,倒也是个进步。唐骏指责我打假者先造假,央视没有给我回应的机会,我就在网上针对唐骏的自辩,一一回应如下,看看究竟是谁在造假。
       一、唐骏在央视上声称,他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是加州理工学院(或大学)的博士,也从来没有说过自己曾经在加州理工学院做博士后研究,在其《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中从来没有这些内容,是我捏造出来的,并说我从来没有看过这本书,是先造假再打他的假。
       我当然看过《我的成功可以复制》一书的相关内容。在当当网、新浪读书、腾讯读书等网站有该书的电子版。根据我对国内图书出版情况的了解,该电子版是书出版时出版社送交网站用作宣传用的,不是本人的捏造,也不是其他人输入的。在该书第56节最后一段唐骏称自己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博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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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社会杀毒假乱横生,民众被逼心理扭曲

  发表在《国际先驱导报》上的一篇文章,对当前社会现象进入了一番深入的剖析。
  个人以为当前各种社会矛盾已经集中上升到一个非常危险的高度–“目前中国的基尼系数(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的指标)为0.47,已远超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并逐年攀升”。如果天朝Gov仍然熟视无睹的话,社会动荡必将更趋加重,注定将有更多的暴力、血腥事件将见诸报端。

  =======================正文开始=======================


中国社会现状浮世绘


孩子们永远都是无辜的

最单纯宁静的地方,现在却落入血腥暴力的漩涡

  杀人不为越货,凶手将屠刀伸向孩子和自己的家人;无毒不成餐,毒奶粉、地沟油你方唱罢我登场;为了钱,曼妙女郎扬言非宝马男不嫁;为了被拆迁的房子,亲兄妹可以反目成仇争夺财产大闹公堂……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

  告别了“东亚病夫”的往事,体魄日渐强健的中国人心理却正在严重畸形化。杀人者被诊断为有精神病史,上访者可以被投入精神病院,社会失败者大都抑郁不堪,上班族为未来担惊受怕……

  我们大家,看来都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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苹果的光鲜背后:iPhone暴利200%代工厂毛利仅2%

  IPhone风靡了,Ipad上市了,国内的代工厂血汗历程仍然在继续。

        新闻来源:经济观察报

  从4月3日在美国全球首发那刻起,ipad成为乔布斯的又一台超级赚钱机器。在苹果公司光鲜的表面背后,隐藏的却是一条交织着劳动汗水与金钱暴利的利益链条。

  在这个全球的链条上,有三部分与中国紧密相连:一是40万左右大多出生于1990年以后的年轻中国工人,拿着以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为基准计酬的底薪,在严格保密的生产线上消耗着他们一生中最为美丽的青春;二是以富士康为代表的组装厂,他们的毛利仅在2%到4%之间;三是以苏州联建科技为代表的零部件供应商,他们的毛利稍高,也只在8%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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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称八成地震捐款转入政府财政账户

      这样的文章也许有违民意,也许会让人感到不满,但在08年有那么多人慷慨捐款,我想大家有权利也有必要了解到一些事实的真相。
      新闻来源:中国青年报。

  南京一个名叫徐超的乞丐,把自己讨来的零钱兑换成百元大钞,塞进街头的募捐箱;上海一个外企白领从自己的工资卡上汇出1000元;北京一家报纸的总编辑取出10000元捐作特殊党费……

  去年“5·12”汶川地震之后,类似这样来自全国各地、各式各样的抗震救灾捐赠款物,截至今年4月30日,总数达到了767.12亿元(其中捐赠资金约653亿元,物资折合约114亿元),被公认创下“中国捐赠史的新纪录”。

  在这个庞大的数目一天天累积的过程中,有些疑问被反复提及:这些钱物流向了哪里?

  最近,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一支团队对这些问题进行了研究。根据他们为期半年的调研,这些来自公众个人或企业腰包的钱,极可能80%左右流入了政府的财政专户,变成了政府的“额外税收”,由政府部门统筹用于灾区。

  这个数据,在这支团队的负责人邓国胜看来,很值得玩味。在不少西方国家,救灾时政府一般不接受民间捐赠,即使接受了,也会将钱交由民间组织去花。但在中国,事情显然不是这样。

  在80%这个数字背后,这位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NGO研究所的副教授看到的,是一种不容乐观的现状。这是一个隐忧,虽然未必刺激公众神经,却关乎这个国家正在发生或正要发生的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

  被政府垄断的民间资源

  许多人愿意用“井喷”这个词,来形容去年那场大地震激发出的公众捐赠热潮。有数据显示,仅仅去年5~6月,在上海、北京和重庆这些城市的市民中,每10个人里就有9个为抗震救灾捐赠了款物。

  这些钱也许是通过单位的工会捐了出去,或许是塞进了某个公益机构在路边设立的一只不起眼的捐款箱,或许是通过党组织的特殊党费交到了中央组织部,又或许是通过银行或者邮局汇进了某个公益组织的募捐账户……

  这些钱在全国无数个账户之间流动,最后,有一半以上直接进入了政府的账户内。这其中包含了全国数千万党员捐赠的特殊党费、各地省级人民政府直接接受的捐赠、以及民政部设立的抗震救灾专户。

  准确地说,在邓国胜及其同事的调研中,截至去年11月,全国捐赠的资金为652.5亿元,其中政府直接受捐约占58%,约379亿元。这笔钱,毫无悬念地,由政府部门来使用。

  如果说这是“蛋糕”最大的一块,那么第二大块,则是流向各地红十字会、慈善会以及地方公募基金会的捐款。这一部分占了约31%,约199亿元。

  尽管根据国务院下达的文件,这笔钱原本可以由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自行安排使用,但是邓国胜团队在对全国7个省(市)进行的抽样调查中发现,这些捐款中的大多数,最后仍然交给政府部门去使用了。

  这一比例究竟有多高,邓国胜的团队没有给出确切的数字。但在调研中,他们拿到的事实是:在这些省份,这些地方性公益组织募集到的捐款,除去不多的必须按照捐赠者意愿进行使用的定向资金外,非定向资金大多转入当地政府的财政专户。

  事实是:有些省份,非定向资金必须要求转入政府财政账户。有些省份,这些组织可以对受捐资金留有一些使用权,不用全部转入政府的财政专户,但通常需要和地方政府一起到灾区开展援建项目。还有些省份,即使不用转入政府财政专户,但也仍然由政府统筹使用,然后从这些民间组织报账。

  事实是:有些省份,就连这些公益组织募集来的定向资金,也都要强行转入政府财政账户,由政府按照捐赠人的意愿来使用。

  事实是:在少数承担了灾区援建任务的省份,当地政府用于对口援建的资金中,竟然一半以上来自社会捐款,只有不到一半来自政府财政。还有些省份,这一比例甚至更高。

  现在,这块全国救灾捐赠资金的大“蛋糕”只剩最小的一块,流向了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和16家全国性公募基金会。流到它们盘子里的,只占整个救灾捐赠资金的约11%。在邓国胜团队绘制的表格里,只有这一块资金后面,注明的是“自行安排使用”。

  但这是怎样的“自行安排使用”呢?

  中国红十字总会、中华慈善总会这两家以往具有救灾募款垄断地位的“官办民间组织”,总共募集了约63亿元捐款。通常的方式是,两家机构将募集到的资金层层下拨到地方红十字会和地方慈善会。基层红十字会和慈善会往往执行能力弱,在有些地方,甚至只是县卫生局或民政局下属的一个科室。无论是为灾民建房、盖学校,还是盖医院,通常,资金最终还是流向了地方政府,地方政府成为项目的实际执行者。

  这是一条逆向的资金流动。难怪“希望工程”创始人徐永光会感叹说,国际上通行的是政府购买NGO(非政府组织)的服务,比如美国政府购买NGO服务的款额是民间捐赠总额的1.5倍,但中国却正好相反,变成了NGO“购买”政府的服务。“中国公募基金会向社会募捐后,都是和政府合作做项目,在项目落实的时候,干活的都是公务员。”

  尽管没有更确切的数字,但据邓国胜粗略估算,全国来自社会和民间的抗震救灾捐赠,最后流向政府、由政府来使用的,极可能在80%以上。至少,在他的团队调查的几个省份中,这个比例很高。

  没钱花和愁花钱

  某种程度上,邓国胜对此表示了理解。因为红十字会和慈善会这些组织让地方政府执行项目,便可以将成本转嫁给地方政府,同时也将风险转嫁给地方政府,对它们而言,“这不失为一个省心省力的好办法”。

  然而,“这不是方向。”这位学者摇着头说。

  在他看来,方向应当是“小政府,大社会”,是政府从垄断走向适度开放。为什么不把这些资金拿出来,委托外包给民间组织,从而激发社会的活力呢?邓国胜反问道。

  他相信,在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政府有着自身的局限,“所以我们才要改革,在经济领域引入市场机制,在社会领域引入民间组织。”

  “一个社会有一群能够自我管理自我运作的民间组织,这是公民社会的重要内容。”邓国胜说。

  他认准的大方向是,这个国家在实现“经济开放”之后,如今到了该走向“社会开放”的时候了。

  “5·12”地震之后出现的景象曾一度令他感到“很激动”。据不完全统计,奔赴四川一线参与救灾的民间组织有300多家,介入的志愿者更达到300万人左右。许多人认为,中国的志愿者及民间组织以前所未有的态势登场,是这个国家“民间力量的第一次集体亮相”。

  乐观者相信,“2008年是中国公民社会元年”。更有研究机构高调宣布,中国已经进入公民社会。

  不过邓国胜审慎地表示并不认同,因为事情似乎还不那么令人乐观。

  自去年8~9月份始,曾活跃在灾区的志愿者和民间组织“潮水般
”地退却了。在调研中,邓国胜的团队了解到的数据是,截至今年4月,坚守在灾区的民间组织估计已经不足50家,志愿者不到5万人。

  “缺乏资源和资金的支持,难以为继,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原因。”邓国胜说。

  这场地震,“就像是放大镜”,将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病集中显现。一直以来,国内草根NGO几乎无法获取本土资源的支持,它们的资金大多来自国外。地震之后,看到民间爆发出惊人的捐款热情,从事NGO事业近20年的徐永光原本以为,“这一次中国本土NGO一定能获取本土资源支持”,但事后发现,情况并没有明显改观。

  来自民间的捐赠最终大多数流向了政府,流向本土NGO的,少之又少。一个项目能获得三五百万元的资助,已经“非常可观”;能获得一二十万元资金,也“已经不错了”。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人们会听到这样两种截然不同的忧虑:

  一个名叫刘猛的草根NGO负责人忧虑自己快没钱了。他用自己的数十万元积蓄维持一个团队的开支,一度陷入困境,几乎吃了上顿没下顿,以至于他的妻子不得不从国外赶回来给他送钱。这个名叫“全国心理援助联盟”的组织,在都江堰市的板房区内为灾民做心理援助,最多时有200多个志愿者,最后只剩下少数人苦苦支撑。

  而民政部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的一位官员则在灾后忧虑说,现在几百亿元的捐款是悬在中国政府头上的“堰塞湖”。甚至有的机构,平均一个工作人员“摊到”好几个亿的捐款,该怎么花?

  无法确切知道,地震灾区究竟有多少草根NGO像刘猛那样靠自筹经费、自掏腰包在维持。据在灾区调研的学者们说,“不在少数”。甚至,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郭虹认为,志愿者和NGO大量从灾区撤走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缺乏资金支持。

  “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80%以上的社会捐赠资金最终流向政府,这样的事实意味着什么,看起来公众对此并不像邓国胜那样感到焦虑。

  今年5月,邓国胜团队与一家市场监测机构联合进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在2000多个有效样本中,60.8%的受访者认为,救灾时,社会捐赠资金应该由政府统筹使用,只有9.7%的人认为不应该,还有29.1%人表示无所谓。

  学者们承认,“弱小,是中国民间组织共同的特征”。美国一家名叫联合之路的慈善机构2007年一年就能筹到40亿美元,而中国超过1300家基金会同一年只募到约6亿美元。

  学者们也承认,中国的民间组织执行能力常常还不够强。他们还承认,这些民间组织大多在财务公开、信息透明方面做得不够正规和完善。而间或曝出的丑闻也令它们的公信力大打折扣。

  但在邓国胜看来,“不能因为目前没有能力,就不给你机会。有时候虽然政府能比它们做得更好,但这不是方向。”

  否则,政府的大包大揽,将让这些民间组织的发展陷入恶性循环。“因为你弱,就不给你机会;不给你机会,你只会更弱。”邓国胜说。

  邓国胜团队的调研成果,将于8月12日在北京开幕的“社会组织5·12行动论坛暨公益项目交流展示会”上发布。与这一成果一起亮相的,是其他数位学者围绕民间组织参与救灾展开的多项调查。

  在中国民间力量“集体亮相”一年多之后,由中国扶贫基金会、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等21家基金会和NGO联合发起的这一大型论坛,将对中国NGO参与地震救灾的行动和机制进行总结、反思与展望。

  邓国胜已经不再像一年多前那般乐观。坐在办公室里,这位瘦瘦的学者感叹说:“中国公民社会的道路还很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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